Exit

火车上两个人买三张票、空座拿来放零食的事情讨论挺大。十年前的我大概还会认为，有人站着，但是却有别人买一个公共交通的座位拿来放零食，这不对。这几年经济改善以后，想法也随之改变，人家真金白银买的，凭什么不能空着？所以说还是屁股决定脑袋。有钱和没钱时候相比，一个大的变化是很多过去必须和别人共同解决的问题，现在可以花钱退出了。

火车太吵，坐一等座；飞机太挤，坐公务舱；小区环境不好，搬到更高级的社区。以前公共环境不好，大家会共同发声想办法改善，因为这是一个“我们”的问题；然而现在对于富人来说，这个问题则成为了“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”。Hirschman理论中这个叫 exit 和 voice，对一个系统不满意，可以留下来要求它改变，也可以退出（举例金句：“美国那么好你怎么不去美国？太平洋又没加盖”）。但这两种能力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。越有钱越容易 exit，而最有能力 voice 的一群人，往往又最有能力先 exit，最后大家甚至不需要再争论什么叫好的公共环境，按照支付能力隔离就好了。看起来似乎更文明：不需要你改变，我自己加钱滚。久而久之，安静、宽敞、整洁，甚至“不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”，都成了可以买的商品。

但这里还有个更麻烦的问题：“良好的公共环境”到底是谁定义的？陆家嘴高级写字楼里坐一天的人觉得安静、无味、整洁才舒服。建筑工人干完一天活，满身大汗，地铁上有个空位只想赶紧坐下。乘客们是不是瞬间觉得环境变差了？可他什么规则都没违反，他也是辛苦劳动了一天，和写字楼里的工人没有任何不一样。那这个良好的环境，是写字楼工人的环境，还是建筑工人的环境？

阶层分化则提供了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：咱也别再互相理解了，直接隔离吧。所以一等座、公务舱、高档小区有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：我们以为自己买的是更好的座椅、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服务，其实其中相当一部分价格买的是一种排他权，决定和谁共享空间，以及不和谁共享空间。这本身当然未必有什么错。花钱买私人空间本来就是正常商品，有钱人去Ritz包下一整栋开party也没有人会觉得不对，只不过这里铁路不太一样，它是公共基础设施，要承担公共服务义务。问题在这里最终变成了：

一个人通过支付票价，到底可以买走多少本来属于公共系统的稀缺能力？

富人当然可以购买 exit，但如果 exit 本身大量占用的还是公共系统里的稀缺资源，那就不再只是“我花自己的钱改善自己的生活”这么简单。这个占座，只是把这个藏在价格体系中的矛盾具象化了，恰巧公共空间正是不同阶层仍然不得不相遇的少数地方之一。

如果社会越来越依靠价格来解决共同生活的问题，那么公共空间也会逐渐分层：有能力的人购买距离，没有能力的人继续承担拥挤以及人与人摩擦的成本。北京继续折叠。富裕空间里的安静、整洁、低密度，被叫作“素质高”；公共空间里的拥挤、喧闹和摩擦，则被解释成人本身的问题。

钱当然应该可以买更好的生活，但可以买多少退出共同生活的权利？而当有能力的人不断购买 exit，最后留下来的那个“公共”，又会变成什么？